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曲作者名叫聂耳，生长于云南。受到云南丰富而又优美的民间音乐的熏陶，聂耳自幼就学会了笛子、二胡、三弦等乐器。后来又在大学中接触西洋乐器。然而，聂耳对音乐和艺术的理解，却远远不是只有喜爱那么简单。他很早就萌生了把“音乐”和“革命”联系在一起的意识。

        1928年，在蒋介石疯狂镇压革命的腥风血雨中，聂耳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，加入了共青团。当时他常在学校僻静处参加小组活动，学习使用油印机印刷传单、小报、书写标语口号。聂耳搞秘密宣传的技术很高明，能一面和人周旋，一面贴标语。1930年春，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，镇压工农群众。由于叛徒告密，聂耳的共青团员身份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被国民党特务掌握，将他列入了逮捕黑名单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聂耳平静地向校务处请假，躲到亲戚家“隐居”。

        7月份，聂耳的三哥聂叙伦正准备前往上海工作，为了让弟弟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，让聂耳顶了自己的名，连夜前往上海。到上海的第一年里，聂耳一直在一家小店里打工。1931年的3月末，聂耳通过了联华影业公司招生考试，成为了一名小提琴练习生，来到公司旗下的明月歌舞团。不久后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词作者和曲作者，终于相遇了。

        在来到上海之前，聂耳最多只能算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“进步青年”和“文艺骨干”，虽然自幼爱好文艺和音乐，但直到此时，他还没有任何一部自己的作品。而此时的田汉早已名声在外。早年间的田汉，在上海文艺界，是较少介入政治的。然而，在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，田汉改变了20年代的电影创作中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恋爱悲剧为主的创作主题，转向了为民族解放而呐喊。此时，他和聂耳，站在同一战线上。1931年，聂耳通过朋友结识了田汉，两人一拍即合，从此开始了频繁的合作。在聂耳一生所创作的歌曲中，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作品都是由田汉来作词。并且在田汉的介绍下，聂耳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4年春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。 应电通公司的邀请，田汉在1934年秋末，开始创作一部以长城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剧本《凤凰的再生》，后更名为《风云儿女》。

        剧本梗概写好后，田汉想创作一首以长城为背景的主题歌。对于“长城”，田汉有自己的认识，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：虽然从飞机上看，长城不过是一个矮墙，但我们现在要反对侵略者，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，形成一个真正的铁的铜墙。于是田汉写下了，“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”这句歌词。1935年2月19日的夜里，国民党特务以“宣传赤化”的罪名，将田汉逮捕。田汉被捕之后，电通公司加快推进这部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问世。当得知电影即将准备开拍的消息之后，聂耳想方设法拿到了田汉入狱前写下的那六句歌词，仅用两天时间，就完成了曲谱初稿。1935年4月，上海的“白色恐怖”日益加剧，国民党计划逮捕聂耳。为了保护聂耳免遭迫害，并且考虑到他有到国外深造音乐的意愿，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，聂耳制定了一个经由日本、转道法国巴黎，最后去苏联莫斯科学习、考察、创作以及展开革命音乐活动的计划。 

        到达日本之后，聂耳以一个“穷留学生”的身份，低调地融入了日本普通人的生活。1935年5月初，聂耳将修改过的歌词和曲谱，寄回了上海电通影业公司，灌制成唱片。1935年5月24日，随着电影《风云儿女》的上映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中国大地上唱响。1935年的7月末，田汉被保释出狱。在上海，他时常能够听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他激动不已。田汉当时写作的歌词有六句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，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！”我们现在所唱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，是聂耳三次修改原稿歌词后的成果。田汉对聂耳的改编非常认可，他曾经写道：“聂耳善于处理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，比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里的歌词写到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’这一句就很不易驾驭，而他却处理得自然而有力……”

然而，刚刚出狱的田汉，就得知了聂耳已经离世的噩耗。1935年7月17日，就在田汉出狱前几天，聂耳于日本藤泽市的鹄沼海滨游泳时，不幸溺亡。高度反映当时中国时代精神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也成为了田汉和聂耳，一生中合作的最后一个作品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诞生之后，迅速传唱开来，不分城市、农村，也不分国内、国外。1936年，西安事变之前，张学良在西北练兵，特别强调士兵齐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重要意义；而1937年，淞沪会战当中，孤军奋战的“八百壮士”，唱起它来鼓舞士气，很多军队和军校，也都将它定为军歌；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东南亚地区更是广为传唱，成为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之一。

1949年10月1日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代国歌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。